蔡東杰 （作者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二○一○年底自突尼西亞發軔，隨即迅速蔓延至埃及、葉門、利比亞，乃至中東各地的「阿拉伯之春」政治運動，在將滿兩週年之際，除了在突尼西亞勉強算是真正開花之外，事實上，這場源於民主理念的浪潮，早已被隨後而至的國內政治與伊斯蘭教派鬥爭所掩沒，不僅如某些觀察家指出的，「敘利亞情勢等於為阿拉伯之春宣告了一份訃聞」，所謂「阿拉伯之冬」似乎也正悄悄地成為另一個嚴酷的現實。
儘管西方主流輿論仍堅持，目前敘利亞情勢動盪的主因，乃是阿塞德政府殘酷鎮壓反對勢力的結果，但該國陷入內戰早已是個不爭的事實；至於另一個眾所矚目的國家——利比亞，雖在十月二十三日慶祝推翻前獨裁者格達費政權一週年，但首都的黎波里街道上到處高聲播放的愛國歌曲聲音，既掩蓋不了民兵組織在全國各地此起彼落的槍響，也遮不住美國大使在班加西遇害所反映出來的衝突潛流，至於在距離首都一百七十公里外，即便政府軍成功攻克支持格達費政權的殘存據點班尼瓦里，仍充分凸顯出當前利比亞達成全國性和解的困難。例如新總理柴丹便公開表示，其首要任務是響應反民兵人士的要求，組成專業維安軍警部隊，「因為利比亞所有挑戰都是安全問題衍生出來的，國家正經歷重大危機」。
轉型正義加劇對立態勢
從某個角度看來，利比亞現象不僅與「後海珊時代」的伊拉克局勢高度類似，也證實了許多人一開始就擔心的事情，亦即在強人下台導致領導中心崩解後，宗教與部落派系勢力互相角逐，極端主義分子趁機滲入，原先由政權壟斷的各式武器四處擴散，非但局勢變得更加危險，至於政治過渡期中的「轉型正義」訴求，也往往只是激起了更多的仇視與對立。
正如同「人權觀察」組織在十月十七日所發布，名為「獨裁者之死：蘇爾特的血腥報復」的報告所指出，證據顯示：前獨裁者格達費最終是遭反對派民兵凌遲處死，並非如利比亞當局所稱死於交火過程。正是此種「以暴制暴」舉措，除讓當初率先衝進格達費最後據點，因而名噪一時的革命軍戰士夏班面臨報復性的綁票虐殺之外，也使包括前述班尼瓦里在內，各地親格達費的殘餘勢力擁有繼續反抗的正當性藉口。
此外，利比亞日前向海牙國際刑事法庭表示，該國司法機關已蒐羅可觀證據，要以反人道罪行正式起訴並審判格達費次子塞義夫，至於在班尼瓦里戰役中，各方關注焦點其實亦非民兵組織是否順利受到壓制，而是下落不明的格達費么子哈米斯是否身處其間。更甚者，由於格達費執政長達四十二年，與國內各股勢力之間關係盤根錯節，任誰也不可能撇清跟他毫無關聯，這亦使「以格達費為名」的政治鬥爭變得愈發複雜糾葛；更別說過去獨裁政權為鞏固政權而在部落之間進行的分化政策，早就埋下日後紛亂的因子，再者，從格達費政府流往北非蓋達組織手中的大量輕重裝備，也正「出口轉內銷」地成為影響該國當前政局的關鍵外部來源。
民主程序難以獲致政治共識
除了現實存在的民兵割據、派系紛爭與地域對立之外，非但原先的臨時政權早就被詬病不過是一個「烏合之眾」，格達費垮台留下的權力真空狀態，更直接成為引爆各方角力的導火線。儘管全國過渡委員會用盡辦法讓所有派系都站上談判桌，成功起草選舉法，並於今年七月舉辦選舉，讓一百八十萬人參與了一九六五年以來的首次大選，新興公民社會團體也如繁星般湧現，各自聚焦建設民主、環境和婦女權，數以千計的人民更透過網站、電話和社群媒體，表達於對起草新法的見解，形成豐富的對話交流；不可否認地，就算首都民眾不斷走上街頭，要求解散各地民兵組織，這些部分甚至信奉激進聖戰意識形態的割據力量，仍是利比亞民主未來的最大惡夢。
於此同時，民主程序的必然結果，亦即政治權力分散化，同樣讓利比亞政局陷入原地踏步，甚或風雨飄搖的窘境。非但光組織臨時政府就一波三折，好不容易於七月份完成首度國會大選之後，在九月初才獲國會推選出任第一位民選總理的夏古爾，剛剛宣布一份內閣部會首長名單，馬上因為遭各方反對而被迫撤回，甚至國會還在十月七日對他提出不信任案，在參與投票的一百八十六名議員中，有高達一百二十五人對其再度提出的內閣人事安排表示反對立場。結果，短短不到一個月，柴丹又在自由聯盟人士支持下，成為第二任總理，其命運同樣取決於能否成功合縱連橫，完成組閣工作。
經濟變數埋下負面伏筆
在格達費遇襲身亡，導致獨裁政權徹底垮台時，確實面臨諸多挑戰，一般認為，利比亞的前景看來還不錯；由於擁有受過教育程度相對良好的一小群精英，地底富含石油資源，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一度冠於非洲，處境勝過經濟困頓的鄰國埃及，以及同樣陷入這波革命浪潮的其他國家。事隔一年之後，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與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統計結果，利比亞原油產出雖已高於去年同期水準，經濟成長率也在「革命同期生」中居於首位，但在嚴重社會動盪和接近內戰邊緣的緊張態勢下，再加上政局始終難以真正穩定，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深化亦導致預期能源需求大幅減少，各方對其未來發展之預測仍相對愈發悲觀。
例如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日前發表的年度性「世界災難報告」便指出，由於政治動盪、濫用暴力、天然災害和開發計畫失敗所致，全球約有七千兩百萬人被迫遷離家園，其中，在「阿拉伯之春」爆發近兩年以來，此地區（包括利比亞）衝突已導致超過兩千六百萬人在國內流徙，同時有約百萬名尋求國外政治庇護。不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也於十月底對飽受蝗害長達十五年的非洲西北部各國發出高度警告，未來幾周將有蝗蟲大軍壓境，各國軍警應嚴陣以待，保護農作物並盡量降低蟲災對經濟的衝擊。
總的來說，如何在重建經濟同時進行更公平、公正地利益分配，尤其合理分配主要來自東部的石油資源收入，乃新內閣主要挑戰；於此同時，各地區民兵與極端勢力組織為保證其地盤、財源、武裝力量等現實利益和生存基礎，短期內恐怕無法與新政府達成相對和緩的關係，屆時，新政府既難以迴避地方割據對國家執行力的嚴峻考驗，亦無法在民主進程上多所建樹，至於其經濟與社會效應更值得後續深入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