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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2013-5-16/南方都市報B14-15版/邵聰專訪
王明珂1952年生於臺灣，1992年獲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學位，現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興大學講座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主要從事羌族及西南少數民族與北方遊牧社會的田野調查研究，在歷史人類學領域成績卓著，影響深廣。著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遊牧者的抉擇》、《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等。
學術研究傳承著一個社會的精神文化價值，為我們重新展開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開那些已經凝固的偉大思想。但以學術為業的學人們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沒有太多的鮮花和掌聲，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當下，學術顯然並不是求取名利的優選途徑，選擇學術，其實就是選擇了一種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學術為志業就需要很深的定力。
2013年，「大家訪談」新開闢的「問學錄」專題著眼於學術名家的求學、治學往事，追溯他們的治學之路，並試圖從他們身上尋找真正的學術之途。我們希望展現的是，在一個越來越急功近利的社會，有這麼一群人，埋首學術，在默默守護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就在上個月，王明珂特意回了趟汶川，考察當地災後重建情形。當地政府投入數十億資金打造觀光文化的做法，讓他痛心疾首。在王明珂的構想裡，這裡理應變成國家自然資源保護區，因為這一帶的生物多樣性遠超過美國的黃石公園。二十年前，1994年的夏天，剛從哈佛取得博士學位的王明珂，第一次來到大陸，走進川西羌族，從歷史人類學視角進行田野調查，「一入山」就是十個年頭。通過對「華夏及其邊緣人群」的研究，他不遺餘力地希望建立一套新歷史知識，讓今日的漢族與少數民族對自身在歷史上的存在加深瞭解。
作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異數」，這些年裡，王明珂一直在試圖打破典範史學的「神話」。他強調生活即田野，強調學者對自我乃至對學科本身的反思。這種學術叛逆，與他在眷村混太保、不著調的年少生活不無關係。王明珂告訴南都記者，他在臺灣中興大學三年文學院院長的任期快要結束。行政工作佔據了他七八成的精力和時間，往後幾年，他很想來大陸教書，一是方便田野調查，二是在人類歷史學領域真心培養幾個學生，就像當年李濟培養張光直，張光直又培養了他那樣。
眷村生活與三年「困學期」
南都：2012年底你的首部隨筆集在內地出版，開篇即是追憶父親及早年眷村生活的文章《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並且用作書名。
王明珂：可以說這是我用情最深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我稱自己的研究「從新石器時代到社會主義新中國」，但卻從不研究抗日與國共戰爭的歷史，因為這與我的個人記憶有關。
二十歲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臺灣高雄縣鳳山鎮黃埔軍校旁邊的黃埔新村。從小就在長輩們百談不厭的抗戰、「剿匪」記憶裡長大。我很年輕時，就想寫一篇文章紀念我父親，可直到現在這個年齡才動筆。晚動筆的好處是，文中也融匯了這些年我對歷史的反思，希望大家多注意歷史中的每個「參與者」，以及被重大歷史事件遮掩的「個人」情感和意圖。對參加戰爭的人來講，傷害會跟著他一輩子，也許還影響到他的下一代。
南都：什麼時候開始你意識到童年的經歷對你的治學之路構成影響？
王明珂：我很早就意識到這一點。眷村生活賦予我整個學術特色裡叛逆的那一面。眷村是一個沒有根的地方。中國許多社會價值與規範，都在家族鄰里關係中維持與傳承；畏懼鄰里閒話，讓個人被這些社會價值與規範綁得很死。但在眷村，大家來自四面八方，大多數家庭中沒有老一輩親人，鄰里間也無宗族長輩。在這樣「不土著」的社會中，中國傳統的約束力很脆弱；眷村十幾歲的孩子在家裏抽煙、辦舞會，在外結幫混太保，都是不足為怪的。因此，眷村的小孩在外面都惡名昭彰。
南都：你小時候會對身份的模糊感到困擾嗎？
王明珂：當然會，我後來走上「族群研究」，特別是「邊緣研究」跟我自己作為族群邊緣的身份有很大關係。我的父輩在武昌是經商世家，父親是軍人，隨蔣介石來台，我的母親和母系親友則是本省人(臺灣閩南人)。小時候我表姐在一所本省人居住區的國小教書。為了方便管我，我母親把我送去表姐的學校讀書。但在那裡，我是同學眼中的外省人，邊緣異類；而在眷村，我有時又被喊「雜種」，也是邊緣異類。平常大家相處都很好，只要一吵架，這種身份就變成了別人攻擊的目標。
南都：你說自己人生的轉折發生在二十二歲服完兵役。
王明珂：我退伍前半年，父親因病去世。辦完父親喪事後不久，我自軍中退伍。那時屆臨高考只有約七個月。我先在報社當了一個月的夜間校對，賺一點零花錢。然後，我每天至少花十五個小時有計劃的讀書。半年後，1974年夏我考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如我在那文章中所稱，推動我的力量是：在我最失意、失敗的時候，我父親依然以我為榮，這是最讓我感念的。
南都：當時為什麼報考師範大學？
王明珂：最重要的是，師範大學是全公費的大學，我不想自己讀書成為家人的負擔。還有便是，當時我是想一輩子做老師。因為以前荒唐過，如果能夠浪子回頭，當個老師，或許可以鼓勵很多跟我有類似背景的小孩。甚至我到大三、大四的時候，還是這樣想。我走上學術的道路是讀了研究所以後的事情。
南都：在中學教了一年書後，你又考回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上古史？
王明珂：對，其實我很早就對上古史很感興趣。念大學時我就經常去中文系旁聽《詩經》、《尚書》，還有甲骨文、鐘鼎文等課。讀研時我的指導老師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管東貴先生，我也是經他推薦才進入史語所的。
南都：在史語所的頭三年，受益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王明珂：因為史語所非常注重文獻，那三年我做了大量文獻閱讀。史語所中有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家，以及各領域之歷史學家，所有演講我們新人都一定要參加，這也讓我受益匪淺。
我雖然因碩士論文「上古的薑」、「羌與氐羌研究」而能進入史語所，但在那最初的三年中，我一直很懷疑自己的研究，一直困惑所謂民族到底是什麼？文獻上有「羌」，但羌族到底是個什麼樣的群體？我以這些問題問史語所的長輩同仁，大家也答不出來，或認為這些問題沒有意義。
南都：跟你同一批進史語所的新人，大抵會沿著史語所的傳統學術路徑走下去，潛心史料。為什麼當時你會對這些「典範」，或者說基礎性的概念產生疑惑？
王明珂：你講的沒錯，跟我差不多時間進史語所的同事，不管是做藝術史、思想史還是社會史，經過這麼多年，現在都已是各自領域裏面的專家。但我不屬於任何這些領域。人家常常問我，你到底是歷史學家，還是人類學家，或歷史人類學家，我答不出來。對典範的質疑，自然與我注重「邊緣」的研究有關；注重「邊緣」讓我的研究有活力，也讓我居於學術邊緣但又甘之若飴。
赴哈佛求學
南都：我沒記錯的話，管東貴先生當時對你的碩士論文是持保留意見的。如果是「乖學生」，應該是按老師的方法和思路做學問呀？
王明珂：其中一個原因，也許跟我太太有關係吧。從大一開始，朋友們常問我，讀歷史究竟有何用。我們讀歷史的，常常用一個簡單話來搪塞這類質疑：他們不懂歷史。我們還是覺得自己做的是很有意義的學問。直到我跟我太太結婚後，作為「行外人」，她也常問你們研究歷史做什麼？當時寫完碩士論文後，我自己都非常不滿意，她的質疑更加劇了我的困惑。我甚至懷疑自己的研究是否有意義。
南都：因為在史學所中的「困學」，你開始和張光直先生交往？
王明珂：對，那時張光直雖然是臺灣中研院的院士，但一直在哈佛教書，很少回到臺灣。我直到決定出國留學時，才寫信跟他聯繫，一是告訴他自己的研究計畫即有關古代羌族的研究以及困境，再就是表達對哈佛的嚮往。
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雖然我只跟他通過一兩封信，但他馬上就能為我未來的學習路線作了些規劃指導。我還記得那一年，1987年，開學前兩周我抵達哈佛，第二天一早去見他時，他很明確地告訴我應去拜訪人類學系的巴菲爾德(Thomas Barfield)教授和東亞系的葉慈(Robin Yates)教授，還要我選修湯拜亞(Stanley Tambiah)的經濟人類學等課程。如此幾天之間就決定了我往後三年將要修的課程。我現在作為臺灣一所頂尖大學(類似大陸的985大學)中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然而，我很慚愧，如今我卻不能給我們的學生提供這樣的指導。
南都：因為張光直在人類學系，所以你絕大部分課程都是在人類學修的。對你後來治學影響最大的老師和課程有哪些？
王明珂：到現在我還是覺得，人類學裏最重要的就是經濟人類學。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湯拜亞教授，他是印度裔的美國人類學家。哈佛有個傳統，部分名教授上完課，學生會起立鼓掌，他的課就有人起立鼓掌。湯拜亞參與過經濟人類學的幾次大論戰，這是在整個人類學裡非常重要的學術史。他的課非常有體系，展現了人類學的整體圖景，他也介紹我們讀親屬體系、交換理論等等，受益良多。
因為湯拜亞的印度英語口音很重，我當時的英文聽力不是非常好，所以每次上課都要錄音。當時課上很多美國學生都知道，有一個東方學生在錄音。有時他們缺課，都會來跟我借錄音帶。哈佛大學的教育方式是最讓我感激的。
南都：哈佛最引以為傲的核心課程你當時上過嗎？
王明珂：這種核心課程有兩種，一種是每個系給全校本科學生開的，設計得非常精緻。但因為我是去讀碩博，所以沒有上過這種核心課程。我想說的是另一種核心課程，譬如考古學入門、社會人類學入門，開設在大學的高年級跟研究生之間，張光直要我修的好幾門課都屬於這類課。哈佛這類型的課程訓練是非常驚人的，不管你來自哪個國家，讀的是什麼專業，透過這種課，你的整個學術概念將被重整。
南都：能具體聊聊這種課都怎麼上？
王明珂：這種課如為三個學分，便在每週一三五上課，每次只上一小時，但每堂課後老師會為下一小時列出至少一兩百頁的閱讀內容，隔天上課前必須讀完。而哈佛研究生一學期必須修四門課。所以我幾乎每天都只睡五個半小時。在哈佛最痛惜的就是時間不夠用，想修的課太多，能修的課太少。四門課負擔已經非常重，但看到有些非常天才的同學能夠修到五門，六門課，大家就只有羡慕的份。沒有人會想翹課。
不只是學生，助教和教授都要付出巨大的勞力。一個助教負責十個學生，每週還要提前給一特殊教室(實驗室)做教學佈置。譬如這節課上的是銅器時代，助教就要把哈佛的考古銅器庫藏裡不同文化的銅器拿出來佈置，放上說明牌。學生要戴手套親手摸銅器。為此，學生每一個禮拜都要寫一個實驗室報告。加上期中考、期末考、期中報告、期末報告，這就是所謂「全套服務」(full service)課程。在臺灣沒有一個大學能這樣子去做。
南都：聽說你那時還閱讀了大量民族志？
王明珂：對，尤其在哈佛人類學系，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沒有人希望你空談理論，老師總會要你提出民族志的實際例子來說明。我在寫博士論文前要通過general exam，需選三個主題領域，譬如我有個領域是「遊牧人類學」。單就這一門課，幾乎所有的世界遊牧民族志我都讀遍了，起碼上百本書。
不滿足於只做「解構式」的研究
南都：你在做學問方面有什麼訣竅嗎？
王明珂：對我來講，我最興奮、最珍貴的時間就是晚上躺下去，還沒睡著的那段時間。你可以脫離瑣碎的資料，去思考一些學術路線上比較宏觀的問題。不過那個時間很短，通常我不到十分鐘就睡著了。
我從考大學起就養成了長時間讀書的習慣。如果只有兩個小時，我反而做不了什麼研究。有人會覺得工作到四個小時左右會很疲乏，我是越久越進入狀態，到第四個小時恰是最進入狀況的時候。
另外，我喜歡溪釣。這種釣魚法需要徒步到深山裏，找沒有人的溪流釣魚，活動量很大。過去我的一個讀書方式是：已經時間不夠了，還故意把時間再壓迫一下。譬如距離大考只剩兩個禮拜，我會先背著帳篷到山溪裏去露營釣魚。三天以後，當覺得很懊悔而歸心似箭時，便回來讀書。因此那一個禮拜或十天效率就非常高。
南都：你讀碩士時就開始做羌族研究了，哈佛讀博時也是這個方向，但側重於文獻。畢業後你就很明確要做田野了嗎？
王明珂：我去哈佛讀博時已經35歲了，而且人在美國，不好進行田野。我人類學系的那些美國同學，基本上讀一年人就不見了，跑到日本或中國去做田野。所以我的博士論文還是偏向歷史學。我1994年初次來到大陸時野心勃勃，在考古田野、人類學田野、遊牧社會方面，我都有興趣。當時我跟陝西考古所、青海考古所的學者們都談過合作事宜。但是臺灣學者要在大陸進行考古發掘很困難。
南都：最後選定進入四川羌族地區進行人類學田野是什麼樣的機緣呢？
王明珂：因為我在博士論文裏，把古代的「羌」當做華夏心目中「西方異族」的概念，而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民族實體。但汶川那邊的確有些人自稱羌族，我必須回答這是怎麼回事？
如果是做「解構式」的研究，你只需證明近代所建構的歷史或民族知識是被創造出來的，如此而已。1994年那次旅行，最後一站汶川。我記得自己只待了3、5天，就印證了我博士論文中的觀點，即對當時的羌族人來說，典範羌族史與羌族認同都是自外習得的新事物。但我認為，「解構」本身並不具有太多學術意義。我仍要問：在成為羌族之前，這邊的族群認同體系是怎樣的？他們在得到羌族歷史記憶之前，又有著怎樣的歷史記憶？
南都：你剛開始在汶川做田野時，並不是以學者身份介入的？
王明珂：我運氣很好，一去就認識了一批羌族老師，包括威州師範學校、阿壩師專，當然還有一些縣誌辦等政府機構中知識程度較高的羌族朋友。他們當時正在著手建立一套標準的羌語文字，隔一段時間就聚在一起開會討論。這些人對於本民族文化也非常熱忱。因為師範學校老師教出的學生，畢業後大多數分到村寨的鄉小教書。師範學校學生的家長，往往是村寨裏一些有辦法的人。所以只要師範學校的老師帶著我做田野，各個村的村民們都非常熱忱，因為我們是本地「老師的老師」帶來的朋友。依照鄉村社會的特色，我大都是住在村上「有辦法」的人物家裏，安全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南都：你採取的田野考察方式是移動、多元式的，這也有別於西方傳統的人類學「蹲點」。
王明珂：說實話，起初是因為客觀條件限制，我個人的時間安排和經費都不允許我長時間蹲守一處，我還有家人要照顧。做了8年、10年田野以後，我才慢慢感覺到，這種移動式的田野跟西方傳統的人類學田野法則在知識產生的邏輯上是不一樣的。
傳統人類學強調長期深入「參與觀察」，絕大多數學者視研究物件是「獨特的」，一般要蹲點2年左右。但我認為，這樣長期留在一地的蹲點田野研究限制了人類學學科的發展。特別是在歷史人類學中，因為歷史變遷的遺痕常在廣大空間人群間造成「差異」，只有移動的多點考察才能在人群社會差異和社會邊緣發現歷史變遷的痕跡，以及認識「現在」。
田野實踐 影響了我的治學思路
南都：《羌在漢藏之間》算是你田野實踐十年的產物。你在這本書裏如何用本土的觀點對羌族做歷史詮釋？
王明珂：最重要的是，我花了近十年時間的田野，去發掘在成為羌族之前，這個區域人群的族群認同，以及那些看似神話或地方傳說的「弟兄祖先故事」。我通過分析其中的血緣符號、地緣符號，我認為這些故事就是有當地人觀點的一種「歷史」。而這些歷史敍事都遵循一種敍事模式，我將這種規律稱為「弟兄祖先歷史心性」；隨後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這本書中，我重新思考華夏怎樣形成它的「歷史心性」，即「英雄祖先歷史心性」，追溯了戰國至漢代的華夏如何在這種「歷史心性」下，將黃帝這個英雄祖先奉為凝聚華夏的共同祖先。
所以《羌在漢藏之間》及相關的田野經驗，對我而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使我建立起長期的尤其是移動的田野思路，並因此發現「歷史心性」這樣的人類歷史記憶文化。
南都：這十餘年的田野實踐，反過來對你的治學思路產生了哪些影響？
王明珂：因為做田野，以前讀的一些理論譬如皮耶•布迪厄的「場域」與「習性」就慢慢地「活」了。除此之外，西方人類學在談到如何去瞭解「異文化」常講：「化陌生為熟悉，化熟悉為陌生」。這是強調，當你瞭解異文化後，如何進一步審視我們自身的文化。但不管是在人類學、社會學或者歷史學，這句話多半只是一個漂亮的口號而已。
另一方面，我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這書裡建立了一套文本分析的方法。基於文本存在於時代社會，它們是某種社會現實所產生的文本表徵，因此透過文本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它背後的情境，這樣我們能建立一種更可信的歷史。我後續的工作，便是希望歷史學界能夠接受這種研究方法。
南都：作為史語所的研究員，您在學術脈絡上是不是更親近於顧頡剛的傳統？
王明珂：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多少刺激及促成史語所的新研究典範。但新研究典範卻反過來把顧頡剛打入學術邊緣。可以說顧頡剛的傳統一直沒有受到重視。在近代中國學術上，中研院史語所確實有很多的貢獻。但作為史語所的成員，我卻要去反思史語所過於典範化的研究。
南都：你接下來的學術計畫是？
王明珂：我對整個東北亞歷史一直很感興趣，這牽涉到三個主要國家：中國、日本、朝鮮。因為很多東北亞國家間的歷史之「結」，都聚焦在「滿洲」這個地方。我並不是要找尋釐清那些大家一直爭論的歷史事實；我認為，傳統的考古學歷史學方法爭議這些問題是沒有用的，甚至常造成敵對與衝突。我想以反思史學方法，建立一種有體會與體諒的歷史知識體系。我希望能在一年內完成這本關於反思史學的方法論著作，我也希望能與東北亞幾個國家的學者共同組成一個國際研究團隊，對相關歷史重新做一些梳理。
南都：對你影響最大的書有哪幾本？
王明珂：我高中時讀過的書，目前較有印象的是美國作家房龍的《人類的故事》，和《幸運夫人》，作者應是Warren Weaver。前者最早讓我產生對歷史的興趣。後者讓我在思考問題時較有邏輯。在學術方面，法國社會學者布迪厄的著作對我影響最大。
南都：你認為，要做好學問，最重要的是什麼？
王明珂：在學習典範學術法則外，要懷疑及反思典範，並注意邊緣及不尋常的現象。
南都：你個人最滿意的著作是哪一本？
王明珂：《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
南都：學術研究工作要經常到深夜嗎？工作習慣是怎樣的？
王明珂：我一般工作到晚上11點，12點就寢，不會太早或太晚睡。在早上6點到晚上11點，只要有可能我便都在讀書或寫作，對我太太來說，這是很壞的習慣。在開行政會議時，我經常也在讀書，因有些會議實在不太需要用腦。
南都：學術研究之外，有什麼業餘愛好？
王明珂：過去年輕時我喜歡溪釣、爬山，多年來已無時間釣魚了，但我的田野研究仍讓我能經常接近山。
延伸閱讀：
【2010-10-28/中國社會科學報/12版】遊移邊緣、邊界的田野（文/王明珂）
【2011-04-10/南方都市報/A16南方閱讀-書房】王明珂"很有學問"的書房（文/鍾瑜婷）
【2011-05-12/南方週末報/E26版】許多人如何構成社會--我對埃利亞斯與布迪厄的閱讀（文/王明珂）
【2011-06-26/南方都市報/A4版】一個近代邊疆民族考察的例子（文/王明珂）
【2011-08-16/中國社會科學報/6版】跨學科視野下的文明與國家研究--文明的另一個面向（文/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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