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鶴齡/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教授、沈燦宏/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博士
「太陽花」學運迄今已經第十四天了。學生們的抗議，雖然可能牽涉更深層的中國因素、社會貧富懸殊與法律程序批准等問題，但這些超越服貿本身的問題，不是短時期可以解決。本文僅從凝聚雙方共識的思維上，提出「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與「兩岸服貿協議」重審二案並行的做法，盼政府與抗議者能各再退讓妥協一步，儘速化解爭端。以下就策略性、時效性和傳承性以及信賴度幾個面向分別說明：
一、站在馬政府的立場，由行政各部會專家所組成的國際談判團隊，在「拿與給」的策略運用中，過度自信認為過去所達成的協議簽署均獲得談判底線以上的成果，然而，一直以來卻也未能證明超越或優於國內民眾所形成的底線。在朝野互信不足下，藉「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程序，除可幫助國內民眾形成自己的底線外，亦可幫助執政當局證明政府談判團隊的底線，將優於或至少等於國內民眾的底線，否則談判團隊就不應簽署任何協議。故從談判策略運用的面向，政府有必要再退讓一步，同意詳細而完整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
二、「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不會今天提出，明天就立法三讀通過。尤其經過此次反服貿的洗禮，勢必會受到國內全體選民高度重視的影響，拉長立法過程中的協商與審查時間。站在抗議者的立場，在立法前兩岸無需任何協商，也不准簽署任何兩岸協議。同理推論，是否也在「國際協議監督條例」立法前，台灣也無需與其他任何國家協商，不准簽署任何國際協議。顯然，這樣的堅持未必對台灣整體有利。
此外，從傳承性的面向而言，台灣自脫離威權政治以來，政府早已簽署過不少的兩岸和國際協議，為了對國內外宣示和維護政府的權威和正統，對於那些已簽署的兩岸或國際協議，抗議者實應再退讓妥協一步，同意與監督條例立法分開並行，並由行政部門先行公開資訊、國會部門實質審查。
三、很明顯的，目前馬政府與抗議者，也處於一種類似談判的關係，各有自己的談判底線與偏好。如果馬政府堅持「逕行通過服貿」，而抗議者堅持「撤回服貿協議」，雙方將無法達成共識，爭議將會持續下去。如果雙方能夠再妥協退讓，例如，當馬政府退讓到「立法後重審服貿」，而抗議者退讓到「立法前先審服貿」時，因為此時雙方偏好產生重疊，信賴度提升，才有可能化解彼此爭議與衝突，換言之，即已簽署的對外協議採立法前先審，而尚未協議簽署的則採立法後審議。台灣未來將面對無數談判協議的挑戰，透過目前雙方的再妥協退讓，以重建國內各方的信賴度，是我們面對這些未來挑戰最堅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