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2016-06-18/關鍵評論/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碩士學位學程/董建宏
2013年8月，超過25萬多數彼此不相識的身著白衫的群眾，走上台北凱道，最後形成「白色聖十字」，為一位遭受到國家軍事體制不當凌虐，而不幸身故的義務役下士洪仲丘，聲討保守反動的軍事體系與國家機器。最終，不但迫使政府道歉，也敲下了國民黨與馬英九政權的第一聲喪鐘。一年後，號稱「白色力量」所支持的「白色巨塔」中的異類醫師，成為16年來，首位「天龍國」非國民黨籍的市長。這樣一股建立於社會與城市集體公共利益的人民力量，被視為是台灣這幾年邁向民主深化的進步城市象徵。
但是，與這股進步的白色力量同時共存的，卻是一連串的隨機無差別殺人殺童事件引發的集體恐慌，自2014年台北捷運發生鄭捷無差別殺人事件之後（2015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割喉血案、以及最近不幸慘遭王景玉隨機殺害的女童事件），這些隨機無差別殺人事件，其實早自2009年的黃富康隨機殺人案之後，就不斷成為城市生活中的不定時炸彈。
於是，一個幽靈——恐懼「魔鬼」的幽靈——在這個號稱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遊盪。所有看似不同的進步與反動的力量，因為恐懼「魔鬼」而團結起來了！眾人們開始進行獵巫的行動，希望可以讓這個籠罩著白色城市的惡靈，消失在這個號稱進步的城市！而2016年5月10日，只剩不到10天就要卸任的法務部長，簽署了最後一份的死刑執行令，將人人皆曰可殺的鄭捷，快速執行死刑判決，更讓這個白城惡魔，以及他所召喚的各種恐懼的幽靈，迅速籠罩著這個看似進步的白色力量城市。
如何看待魔鬼引起的恐慌？
那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思考，我們要如何看待這樣一個進步城市發展下，無差別殺人「魔鬼」的出現？以及，這樣的「魔鬼」，為何掀起城市集體的恐慌？
2003年，美國著名作家艾瑞克拉森（Erik Larson），發表了一本有趣的歷史小說《白城魔鬼：奇蹟與謀殺交織的博覽會》（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在這本小說中，拉森以1893年前後那場改變芝加哥城市命運的「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為背景，描述了1871年芝加哥大火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狂野發展下，快速成長且意圖浴火重生的當代美國城市發展史。
故事背景的城市芝加哥，是當時美國中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因為水利之便，與中西部的農業發展，這個城市主導了美國中西部的發展，當地的製造業與商業活動在19世紀成為美國中西部主宰的經濟力量。在日後因為農產品、榖物等的交易繁榮，而成為美國、乃至後來世界主要期貨的交易中心。1871年的那一場大火，非但沒有打擊芝加哥城市發展的企圖，反而在資本主義與國族主義的交互激勵下，決定爭取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來證明芝加哥的榮耀與進步。
之後由Daniel H. Burnham與Frederick Law Olmsted等建築師，以景觀環境設計與主體建物合一，將自然環境元素與人工科學技術的巧奪天工之建築整合，創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作為規劃設計的準則。他們認為，博覽會的目的，不僅僅在展現當代科技技術的進步，更重要的是展現一個現代性的城市風貌，同時洗刷芝加哥在19世紀時惡名昭彰的都市環境。
因此，他們將博覽會會場的主要建物統一漆成白色，而讓芝加哥由原本漆黑的工業城市，轉型成為城市美化的白色城市（White City）。這場藉著博覽會這個結合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而興起的城市美化運動（City Beautiful Movement），讓芝加哥的城市風貌得以煥然一新，並以此進步的空間象徵，進入現代城市之林。
但是，與這個進步的現代性白色城市興起的同時，當舉城的人瘋狂參與並慶祝著博覽會的開幕舉辦之際，一位名為賀姆斯（H. H. Holmes）的連續殺人犯，正透過他過人的商業頭腦與殘酷的手法，在博覽會場的附近興建了一棟如城堡般的旅館，讓許多懷抱著夢想、希望一睹芝加哥博覽會風光的女性入住。在誘惑她們入住之後，賀姆斯再以殘酷的手法殺害她們。而這個凶殘的連續殺人兇手，在外貌看起來，卻是一個與芝加哥博覽會主辦者，建築師Daniel H. Burnham有著同樣明亮的藍色眼睛、挺拔外表與過人才智與熱情的人。
「別做小計畫，它們沒有讓人熱血沸騰的魔力。」Daniel H. Burnham這樣鼓舞著芝加哥博覽會的規劃團隊。
同樣的，這位世紀交替之際，帶給芝加哥市夢靨的旅館主人，也說：「我一生下來，裡面就有一個魔鬼。我不能不殺人，就像詩人一樣，靈感一來就不能不吟唱。」
這樣一個從外貌與成就看來都是社會的主流成功人士，為何會犯下如此瘋狂的連續殺人罪行呢？讓這個進步的白色城市，蒙上了魔鬼的陰影！
當代的都市研究其實不斷發現，自工業化後的當代都市，各種的犯罪行為有時已經超過了過往的刑事犯罪所能理解的範圍。倫敦工業化、都市化之後，出現了開膛手傑克，這位被歐美犯罪史上視為最惡名昭彰的連續殺人兇手，至今依然是許多城市犯罪學討論的焦點（所以，日本漫畫《名偵探柯南》也透過劇場版的動畫《貝克街的亡靈》，去「調查」開膛手傑克的真實面目）。
於是，城市研究者面對倫敦、或芝加哥這類城市興起之際，所產生的許多犯罪行為更加好奇了。為何會在城市發展即將達到顛峰的時刻，在現代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透過成熟的科技與新的美學觀，將自然環境與工業製成品完美統合在生活空間這個現代主義的輝煌時刻，卻出現不可思議的連續殺人事件？當社會正面向光明的進步未來發展時，為何令人恐懼的惡靈卻悄悄透過各種化身，降臨在我們的城市之中？以及社會的多數者，為什麼會選擇以最直接的方式，將城市出現的「惡魔」去除？
1938年，芝加哥社會學教授Louis Wirth發表〈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一文，展開了芝加哥學派對於都市社會學的另一研究觀點與途徑。Lious Wirth嘗試從一個社會生活的層次，而非地理空間的差異，去找尋、建構出都市體系的社會基礎與機制。Wirth透過對於城市的一般考察，認為當代城市有三個特質：尺度（size）、密度（density）、與人口異質性（heterogeneity of population）。通過對於人口群聚的形態與人口結構的多樣性，點出了當代都市的特質：疏離、高度緊張與異質性的出現。
Wirth觀察到，當人類居住到都市之後，原本在鄉村地區維繫人際互動與社會團結的初級關係幾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許多的二級乃至三級的關係。Wirth認為，當代都市因為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關係，必須廣納許多異質性高的社群，共同生活在一個相對狹隘的都會空間，因此，新成形的都市社會，必須進行更有效、細緻的分工，如同生態系中的各種動植物，透過各司其職，讓更多個體可以共同生活在一個相對狹隘的空間之中，互謀其利而共生。
這樣一種分工互助的都會生活模式，源於生活在都市中的個體都是獨立的存在，因應產業發展需要所建構的工作或互動關係，日常生活中與彼此僅只有短暫的接觸。是故，要發展出一套相互信任與共同生活的公共規範，才能使得大家可以並存於這個快速擴張與疏離的新工業社會的空間。
換言之，因為當代工業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導致勞動人口高密度地集中，進而促成了當代都市的擴張。而這些異質性人口的集中，進而造成了都市居民的疏離與緊張。這些非初級社會關係的出現，正是因為所有在都會中的人際關係，已成為一種工具性的關係，是為了達成目的而存在的關係。但是，這也造就了當代的都市以目的理性為導向，並以公共性的規範來建構都市的生活。
因此，Wirth認為，工業革命後的都市化發展，建構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與型態。而這樣的生活型態，一定意義上，就是以私人權利的部份退讓，建立城市生活的公共性，來保障眾人在都市生活中的自由。更具體地說，就是讓在都會中生活的各色人種與各族群體，可以透過共同擬定的規範（法律），讓我們由城市的居住者（residents）變成城市中具有共同公共意識（citizenship）的公民／市民（citizen）。
「惡靈」的出現
但是，如果我們相信市民透過都市生活的公共性，讓原本只是移居城市的居民（residents），透過公共規範的建構，建立共同的公共意識（citizenship），而成為城市中的公民。那麼，為何會在這群公民中會出現「惡靈」呢？
或許，都市人口的多元與異質的組成，讓某些不受規範的居民，成為都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夢靨。所以，潛藏在都會之中，那些失序而不受控制的「魔鬼」（異質的存在），因為挑戰了這樣的都市生活型態，挑戰了城市的共同共識，而讓這個「都市作為一種生活」的想像，受到嚴重的破壞。因此，當「魔鬼」出現在都市的生活空間時，恐懼原本的秩序被破壞的市民們，便會受到恐懼的幽靈召喚，而企圖以最直接的方式，「消滅」這個挑戰既有社會秩序的「魔鬼」。
正如同Charles Tilly在其社會學的小品著作《Why? What happens when people give reasons … and why》一書中所提及的，面對重大社會事件時，人們為求快速恢復原有的秩序性，通常會選擇最簡單而直接的方式，來回應事變的發生。所以，當殘酷的殺人事件發生時，尤其是這種無差別隨機殺人事件發生時，人們的恐懼便快速地被召喚起來。因為可以隨意而安全地出入都市的公共空間，本來就是當代工業化都會發展的公共性規範。如果我們無法安全而自在地出入都市的公共空間，那麼，都市的產業發展勢必受到嚴重的阻撓。
所以，原本看似進步的都會社群，就會在恐懼幽靈的召喚下，以集體的行動，簡單的口號與理由，將「惡魔」直接從都市社會中去除。為何在一個看似進步的城市中，我們會出現集體的「非理性」行為，在「恐懼幽靈」的召喚下，直接訴求將出現在城市的「魔鬼」永久去除？簡單說來，就是因為眾人希望城市中的公共規範與秩序，不能因為這些「魔鬼」的出現而受到干擾。所以，將他們判處死刑、永久隔離於社會的訴求，就變成社會許多人集體的共識。
但是，這樣的集體的共識合理嗎？「白城」中的「魔鬼」就會因此消失嗎？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魔鬼」出現在白色進步力量的城市中呢？
迪士尼最新的動畫《動物方城市》（Zootopia），就正好清楚描述了一個當代城市興起，以及恐懼幽靈籠罩文明理性城市發展的反挫。透過身為草食性的兔子本身所受到的偏見與歧視，在她不同傳統草食動物的選擇下，以及她所嚮往與工作的大都會──動物方城市（Zootopia）市民對於城市一連串市民失蹤案件的追查，凸顯了當代城市的問題之所在：偏見與歧視、資訊的不透明、與官僚的荒謬對應。
那種清楚與直接的偏見（bias）：原來會發狂的「都是」肉食性動物，勾勒出現代性城市的真實風貌：在自由與多元的城市生活下，其實，偏見與歧視從未消失。而這些偏見（狐狸就是愛騙人）與制度性的歧視（兔子就應該耕田種紅蘿蔔、就只能擔任交通警察⋯⋯），讓一個看似進步開放的城市，其實潛藏著許多風險與不信任。所以，為什麼令人恐懼的惡靈會出現進步的城市之中？歧視與偏見，正是形塑惡靈的元兇之一！
事實上，這正是Wirth的「都市作為一種生活」（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被後來社會學者垢病之處。為了營造都市生活的舒適度，眾人的確必須犧牲自己的部份私人權益，來成就公共性的建構（例如：台灣許多城市的騎樓空間，事實上是日治時代，日本殖民政權在歷經幾次的都市計畫檢討後所提出的空間設計，其目的在於犧牲私人空間的部份使用，使社會公眾在多雨的台灣，在雨季來臨時一樣也可以於城市中進行消費，讓商業街墎可以成形。）問題是，這樣公共性的建構，其實並不如Wirth或Habermas那樣所想像的，是必然或漸次在都市生活中形成。
相對的，都市空間在資本主義的操弄下，其實不斷地被商品化的利益左右，來區隔不同族群與階級。而且，都市的政治結構長期封閉，以及資訊與資源的壟斷、都市官僚體系的怠惰，都是讓這樣的公共性建構流於形式，甚至是壓迫！於是，透過空間的商品化、資本化，原本以為當代都市人口的異質性，會創造出一種新的都市市民（citizen）的社會特質：尊重多元、容忍差異、多樣發展，其實隨著資本主義在都市的深化，已經漸次消失了！不同的階級、社會族群，透過資本力量對城市實體空間的切割，分住在城市中不同的角落。這樣的都市環境，其公共性的建立又怎麼可能呢？
正如同我們在《動物方城市》中看到的，透過主角兔子茱蒂搭乘火車入城的過程，我們了解到，其實名為「所有動物都平等」的動物方城市，空間的打造還是以原本動物們的生活特質來規劃他們的生活空間。這種看似「尊重原本文化」的城市空間打造，不就是另一種實質的「種族隔離」嗎？而狐狸在大象的店裡被拒絕，不也是當年種族隔離政策的翻版嗎？所以，生活在都市之中，看似大家可以為了某些共同的公共價值而努力，但是，一旦當原本規律的秩序被打破時，看似進步的力量會很快因為必須儘速恢復資本發展的秩序，而號召了恐懼的幽靈。
而這些出現在城市中的「惡靈」，如果我們有機會去深入考察，他們有些正是在偏見下成長的弱勢者，或是因為制度性的歧視與規範（台灣的科舉教育體系），導致他們成長過程中被扭曲了性格。所以，惡靈是怎樣出現的？如果我們僅只是快速將惡靈的出現，歸因於個體的「特質」（本來肉食性動物的天性就是凶殘），而沒有去追查其真實原因（其實是某種植物會誘發動物們失去理智），那麼，我們城市的惡靈是不可能真正消失的。
讓我們再回到19世紀末的芝加哥，那個殺人兇手Holmes得以不斷讓住在他體內的「魔鬼」出來行凶的時代，也正是美國資本主義最惡劣的時代。政商勾結無所不在，有「能力」的人真的是「美國錢淹腳目」！各種金融、鋼鐵、鐵路大亨縱橫全美，貪婪政客流竄各州，憑藉著他們惡質的手段，壟斷資本與市場，創造了屬於他們的「鍍金時代」（Gilded Age，1878─1889）。而也正因為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讓城市充滿著各種機會，吸引許多女性投入都市的勞動市場。
於是，資本家們與偉大的建築師們、城市夢想家們聯手，企圖透過一個博覽會的計畫，既彰顯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的成就，更趁機改造原本混亂的城市空間。也因此，一個失序的資本社會、大量被金錢誘惑的城鄉移民、與一群混雜著貪婪資本家、政客及偉大理想建築師的白色城市，共同構成了那個惡魔可以縱橫的環境。也就是說，惡靈的出現，不單單只是因為城市中充滿著歧視與偏見，也不僅僅是因為都市空間被無形資本的有形切割，創造了他們可以藏身的環境。還因為在上位者通過資源與市場的壟斷，創造了不對等的社會環境，讓潛藏在社會的中的「惡靈」得以優遊其中。畢竟，惡靈不會只以一種形式與形體出現。
所以，我們當然理解，這個社會有太多不一樣的人。每一個人都以他／她與生俱來的本質，在我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中汲汲營營。然而，當我們發現惡靈出現在原本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中，攪亂我們原本以為安穩規律的生活時，我們可能要稍微冷靜一下，去思索到底是誰召喚出這個可怕的魔鬼？如果當代都市社會的空間，其實是透過資本的堆疊來做出區隔，讓看似共同生活的多元族群與階級，其實是被迫隔離生活在都市不同的環境之中。之後，透過各種法律與政治手段，製作出這個必須共同生活的「公共性」，來約束一起生活在這個其實是碎裂的資本城市中的每一個市民，但卻沒有積極去處理已經存在的偏見與歧視。一旦這個被虛假公共性所創造的結界破裂的時候，來自另一個區域的訪客突然造訪，當然就會為這個資本城市的秩序帶來挑戰，而遭受到城市中主流社群的妖魔化，快速召喚出恐懼的幽靈，來驅趕這個他們不喜歡的「惡靈」。
就如同在《哈利波特》一書中，為了對抗佛地魔這個巫術界的惡魔，魔法部將催狂魔召喚出來看守著霍格華玆一樣，我們為了「消滅」我們不喜歡的惡靈，卻將另一個惡魔給釋放出來。
都市作為一種生活，已經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甚至隨著資本全球化的發展與擴張，全球將會有更多的人口湧入少數的都會之中。然而，我們在面對因為資本快速擴張，對都市生活、特別是在經濟面與社會面所造成的傷害，我們又做了什麼呢？誰是「白城魔鬼」？在白色力量壟罩下的進步城市，為何會出現令人髮指的惡靈呢？
芝加哥的城市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其實，看似進步的城市，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結構宰制下，如果缺乏更多的社會參與，就只是優勢階級與某些惡靈共治的風險城市罷了！而進一步的歷史反思，也指出了城市中惡靈的出現，背後可能有著更多結構性的因素，例如：市場經濟壓迫下的弱勢悲歌、僵化意識型態下的偏見與歧視、資訊不對等、不透明下的誤解與恐慌⋯⋯。
「通往地獄的道路，都是由善意鋪陳的。」當人們面對無差別隨機殺人案件的發生，不願意找尋原因，反而急於召喚「恐懼的幽靈」，以傳統的道德體系企圖去壓制那個隱藏在都市中的「魔鬼」，事實上，是無法真正找尋到「惡靈」的藏身之所。1933年，宣示就職的美國總統小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面對前所未見的金融危機時，他告訴美國社會：「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fear itself.）。面對藏身在當代資本城市中的各種形態的惡靈，我們也必須重新回到都市發展自身的過程來反省，而不是召喚出恐懼的幽靈。
當代都市的興起，關鍵就在於大量的異質的人口群體，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號召下，從不同的生活環境中，脫離了初級的社會關係，來到一個陌生的人造環境中，共同為了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打拼。因此，Wirth才會強調，這樣的都市社會空間，必須被改造成為一個可以共同生活的環境，人們才得以進一步的共同生存在這個都市中。因此，都市是一種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強調共同規範的建構，以及相互的容忍與尊重。
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更強調，公共領域的形成，是當代資產階級興起的關鍵。因為他們透過在空間中的自由互動與討論批判，形成當代民主社會的自我啟蒙過程，也是建構社會合法性的基礎。
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到最後，卻是透過資本的壟斷與資訊的不對等，讓這個當代都市的重要特質：公共性與公共空間的建構，成為一種權力與階級的展現。因而造成了社會弱勢者被漸次的排除在主流空間與社會中，進一步透過制度與教育等體制的規訓，讓不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的人，也逐漸被邊緣化於都市公共空間之外。
因此，省思現代都會環境的建構過程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族群，是否因為資源分配的結構性不公、以及都市空間的特意區隔，導致社會弱勢者無法進入城市的公共領域中，獲得他們必要的協助？我們或許應反省現存的社會結構調查與改革，無法進入體制的那「低度社會化」困境是什麼？我們的體制又是如何造成他們的困境？畢竟，當一個結構制度性的排除某些人進入時，這樣的公共空間的存在，其實只是掩藏了惡靈滋生的暗處而已。
召喚出恐懼的幽靈，並不會真正改變惡靈存在的環境。相對的，積極面對我們都市中存在以久的社會議題，承認我們的社會存在著許多偏見，並試著透過實體空間的改善，增加不同族群的對話，了解彼此，進而進行體制的改變，或許，那藏身白城的惡靈，會發現已無它容身之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