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評論】「諒解備忘錄」抵制宋楚瑜 陸站不住腳

稿源：2016-10-14/聯合報/廖舜右/台中

本文作者為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副所長 廖舜右

台灣派領袖代表參加ＡＰＥＣ年會行之多年，如果中國大陸在缺乏大義名分情勢下，杯葛台灣代表出席今年會議，不僅會侵蝕台灣的自我存在感，更會使得中國大陸企圖影響台灣政策的戰略規畫，轉化為對台灣整體的羞辱。

大陸一再以兩岸《諒解備忘錄》為由，做為抵制宋楚瑜出任我國領袖代表的回覆。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表示，「台灣派出的代表人應符合一九九一年兩岸《諒解備忘錄》規定，即由具財經背景官員或企業人士出席。」同時，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希指出，「連戰和蕭萬長都具有經貿事務經歷，宋卻沒有。」上海台研所副所長倪永杰則表示，「秘魯可能連宋楚瑜是誰都不知道，要怎麼反對？況且本來台灣特使人選一向是兩岸協商。」大陸缺乏大義名分的理由完全顯現。

首先，一九九一年兩岸《諒解備忘錄》簽定之時，ＡＰＥＣ機制尚未成立領袖會議，ＡＰＥＣ在一九九三年才開始舉辦領袖會議。因此《諒解備忘錄》內容僅列入台灣與會名稱及外交部與會層級的相關安排，完全未觸及台灣領袖出席ＡＰＥＣ會議的相關規範，在此種脈絡下，台灣認為《諒解備忘錄》當然無法規範原有條文以外的行為與未來事件。

其次，《諒解備忘錄》是當年因應兩岸互動的特殊安排，對其他會員體並無拘束力。倪的發言，「秘魯作為主辦國，應該就是認定這是兩岸內部的事。」就是這種立場的堅持。然而，王在希卻又認定，「宋楚瑜缺乏經貿事務經歷，若被大會拒絕，就不能怪罪是中方抵制。」那麼到底《諒解備忘錄》是僅拘束兩岸，還是拘束力擴及ＡＰＥＣ全部會員體？「一諒各解」的現象，不僅發生在兩岸之間，也出現在大陸之內。

再者，李遠哲絕不屬於財經官員也非企業人士，但卻代表台灣在二○○二至○四年參與三次領袖會議。就國際法慣例而言，如何解釋？

最後，在ＡＰＥＣ年會召開前，就法理、輿論，及宣傳方面而言，中國大陸應該會持續以《諒解備忘錄》作為論述的主軸。只是，題目小，文章就做不大。將兩岸《諒解備忘錄》本身的歷程、解釋，以及慣例，引申擴大為排除宋楚瑜參加ＡＰＥＣ領袖會議的法律文件，理不直、氣不壯，更不利於兩岸未來的正向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