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2016-11-29/祁立峰/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逃避真的可恥又有用？
——月薪嬌妻與草食男的婚姻平權
【讀‧書‧人 專欄／祁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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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會大作戰》劇照。圖／取自excite 《厭女》、《黎明破曉的街道》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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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秋季新番《月薪嬌妻》（逃げるは恥だが役に立つ，原文翻譯即「逃避可恥但有用」）在日台兩地風靡，除了看國民人氣女主角新垣結衣可愛賣萌，各種腦洞腦補全開的小劇場；男主角星野源堅守三十五年職業單身的最後草食男，如何抵禦結衣的強攻之外，另外就是家庭主婦或主夫，放棄職涯而轉司居家勞務，能否作為一種職業而存在。其實無論是草食男、繭居族或離職結婚等題材，都不僅止於日本，而是整個新世代所遭遇的大環境變遷。
我們脫離那個經濟奇蹟、不能輸在起跑點、愛拚才會贏的好時代已經很遠了，一生懸命為公司奉獻的男人，或共同支應家計的職業婦女，在這個少假低薪長工時的時代顯得意義稀薄。過去崇尚的男主外女主內，陽剛陰柔的二元對立，但將這樣的刻板投射反過來，自我閹割所謂的陽剛、奮發或上進，當個草食或無慾男女有何不可？婚後辭職放棄社會職銜投身於家務又有何不可？我想這可能是從《約會大作戰》（デート〜恋とはどんなものかしら）的高等遊民，到《月》中的契約婚、家政婦薪津一連串題材背後的隱喻。
從肉食男到草食男
說真的，在泡沫經濟時期，日本父權文化凝視下的大男人主義與厭女情結從來沒少過，相關文化論述在上野千鶴子《厭女：日本的女性嫌惡》有深刻探討。過去學有專精的OL只得淪為派遣社員，更得負責部門裡泡茶遞水的接待任務，但反面來看——在那個恪守男女分際的年代，男女在戀愛互動時的攻受又極鮮明，而這樣的由肉食男領銜、泡沫化前夕的愛情通貨膨脹，在東野圭吾《黎明破曉前的街道》書中寫得極深刻：
在泡沫經濟時期，世間一片繁榮好景，男人為了追求女人，花錢如流水也不手軟。……戀愛通貨膨脹在平安夜這晚迎向最高潮。為了這一晚，男人紛紛預約餐廳，事先訂妥飯店房間，奔向蒂芬妮（Tiffany）。飯店間間客滿，餐廳吃定客人的弱點，把聖誕晚餐標上貴得可笑的價錢。蒂芬妮大排長龍，沒買到「Opne Heart」銀鍊的男人就得作好被女友甩掉的心理準備。
這論述可能得日本民族性的武士道精神與櫻花美學追溯起，我雖非日本文化專長，但略讀過潘乃德《菊花與劍》，或大貫惠美子《被扭曲的櫻花》等專著，多少能體貼上個世紀所謂七世報國，生如夏花之燦爛，死若秋葉之靜美那樣的決絕。只是暮去朝來，隨著經濟的崩盤，榮景的不再，這一擲千金的劇碼成了不能承受之重之痛，那麼肉食男還能繼續夜奔蒂芬妮掃貨以搏佳人之一燦？這麼說來什麼草食男、佛系男或無慾男，根本就是男人荷包縮了水之後想出來的新詞彙，雖然知之甚詳卻不忍苛之甚重了。
從一元家庭到多元家庭
我倒覺得《月薪嬌妻》熱潮的另一個切入點，可能與早已沸騰多時，近來又掀波瀾的婚姻平權、多元成家有關。我們過去對家庭，對一夫一妻而成的雙親父母來建構之家庭，總有著一套健全的倫理想像。
但說到底何謂正常與健全？就我所讀得小說裡，以王文興《家變》為代表，談家庭的異常實在太多了。大家族或小家庭內裡每個人都瘋癲內耗，愛慾糾結，像張愛玲的《金鎖記》被運命逼迫大變身的七巧，成了比上一代更變態的家長，摧折自己兒女的愛情；像蘇童《妻妾成群》裡被發瘋被跳井的三姨太，和從此怕女人的大少爺；像東野圭吾《紅色手指》那樣一家孝子孝媳照顧痴呆症母親的樣板家庭，一朝爆發兇案而崩毀。
家庭本身比我們想像的更不正常，更荒謬。那麼多伏流暗湧，那麼多情慾磨折。如果時至今日家庭體制本身不再可信，婚姻本身成了如此兒戲，那麼何不將一切以勞雇化、契約化？日劇本即有「職人」的題材與趨向，而《月薪嬌妻》也不過是將愛情劇以職人來包裝，在我們想到可以將大學助理當成學習型聘任的同時，《月》更腦洞大開將婚姻當成了契約，將男女互動以勞基法設定成了雇傭型態。
但意外的是，這怎麼看都荒謬、罔顧倫理與愛情，以及所謂健全家庭、父母教養之設定，以及這幾近詐婚的非典型成家，卻陰錯陽差實踐了夫妻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的古典禮制之美好。
這麼來看，太過度相信所謂的制度或傳統，忘卻了各種體制禮教本身的因時制宜與變動不居，這可能是一心要守護家庭價值的盲點。唯有體知到一切的制度遞變都經歷長時間的文明積累，都是大自然，我們才能繼續往前。至於前方等著我們的是紊亂或末世，那同樣是每一代人都有過的感應、讖象與幻見。就像湖南蟲那本《昨天是世界末日》的反諷與解構。若來日當真大難，何妨可恥地轉身逃走不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