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2016-12-13/關鍵評論/許志義/中興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電業法修正草案」即將第七度送至立法院審查，20多年來六進六出，原地踏步，徒勞無功，可見此法案涉及層面廣泛，修法難度高，改革不易。
事實上，目前的電業法係民國3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時通過，迄今雖曾兩次小幅修法，惟其主架構並未與時俱進，早已與電力科技發展脫節，更悖離當前全球電力市場商業模式創新服務浪潮，既不符消費者賦權（empowerment）及其福祉，更嚴重影響台灣綠能產業競爭力。立法怠惰，莫此為甚。
根據行政院電業法修正草案版本，係採兩階段修法。第一階段修法重點在於「綠電先行」，開放再生能源市場，有四種選擇：
一、直供。指直接配置專線供給電力需求者，亦即享有架設電線的路權。
二、代輸。指再生能源生產者可透過台電電網傳輸給特定的電力需求者，並支付給台電合理的電網傳輸費用，好比郵差（台電）幫忙業者（綠電生產者）遞送信件（綠電），業者給付固定郵資。
三、成立再生能源售電業。透過專門銷售綠電的公司，與台電競爭。
四、按政府核准之再生能源躉購電價（Feed-In-Tariff, FIT），由台電統一收購。以今年來說，地面型躉購價格每度4.7元，屋頂型最高每度6.2元。
準上而論，電業法修正後再生能源將有多重選項，可活絡綠能發電市場，擴大再生能源業者發展空間。
不少人問，既然再生能源躉購電價相對優惠，怎麼可能有人會選擇其他三個選項呢？
筆者的答案是：綠電市場自由化後，有各種可能性，絕非任何人能夠窮盡其想像而「事前」（ex ante）得知。
究竟躉購電價是否在任何情況下，對再生能源發電都優於直供、代輸或零售？必須開放市場「事後」（ex post）驗證。市場機制有一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既然無法看見，當然也就無法事先全盤掌握。不如自由化公平競爭，讓各方各憑本事。
舉例而言，某電力用戶在屋頂裝置太陽能發電系統後，他將有三條曲線可加以模擬、預測、控制：一是太陽能發電的負載曲線、二是電力用戶在固定容量下的用電曲線（在某時段可能超出其契約容量）、三是台電公司面臨尖峰期間缺電時，與電力用戶簽訂需量反應電價（以每度電10元為上限），誘使電力用戶降低其用電負載之曲線。
根據這三條曲線，若太陽能負載曲線能補足電力用戶超出契約容量的用電需求時，將可免除該電力用戶被台電公司罰鍰的後果。亦即，若超出契約容量10％以內，其罰鍰額度為兩倍電價，超出10％以上更增加為三倍電價。在此情況下，則太陽能發電自用之市場效益遠高於躉購電價電價。更何況再生能源曲線有多餘的電能時，可直供或代輸給其他電力用戶，避免其他用戶面臨契約容量超約被罰的高額損失。
由此可見，上述情況之再生能源採取直供、代輸或自用，都有優於躉購電價的可能性。尤其在當前「計畫趕不上變化」的環境下，多給予綠能發電各種可能選項，應有其正向作用。
更何況台灣許多偏遠地區擁有各種差異懸殊的天然稟賦條件，包括：川流式小水力、地熱、生質能、太陽能、風力等，均有無限可能發展出小型模組化之綠能商業模式，如：社區或公民小型電廠，世界各國不乏先例。
從另一角度，第一階段修法的綠電先行，可視為一種所謂監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因為綠能市場在台灣佔比甚低，影響層面實為有限。若開放綠電市場自由化後，成效良好，則可進行第二階段傳統發電能源市場自由化。反之，若成效不彰，則亦可在能接受損害範圍內，停止或延後第二階段修法。這種兼顧電力市場穩定與自由化之改革步調，應屬允當。
哈佛大學克雷頓．克里斯汀生（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強調市場創新（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持續創新（Sustaining Innovation）及效率創新（Efficiency Innovation）。當前綠能科技發展的核心價值，正是「創新」，而政策法規鬆綁與自由化，乃是創新動力的來源。因此，相信市場機制才是王道。
長期以來，台灣配電系統因各地居民「鄰避效應」，反對擴建變電所與電線桿，在都會快速發展下已造成嚴重的區域電網壅塞問題。即使發電廠有備轉容量，也遠水救不了近火，因為等同於水管的電網被阻塞了。
此次電業法修正草案特別新增「需量反應」、「用戶群代表」與「輔助服務」條款，可藉由用戶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抒解上述台電公司長年無法有效處理的供電瓶頸。同時，也首度把需求面用戶行為改變可取代傳統發電的「虛擬電厰」觀念，引進電力市場，符合當前國際潮流，亦值得肯定。
總之，台灣電力市場由政府嚴密管制其價格與數量，全球罕見。即使是中國也在2005年開放電力市場公開競價。巴黎協議今年11月4日生效，我國綠能市占率排名落後（尤其扣除水力發電量後，其占比僅2.33％），實與台灣再生能源豐沛的天然稟賦，不成比例。期許立法與行政部門體察當前全球綠能發展趨勢，勿再錯失電業法修正案改革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