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2017-07-10/中國時報/蔡東杰/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
儘管屬同一區域與全球重要大國，地緣位置鄰近，政經互動頻繁密切，近年來中日關係卻明顯浮現「相敬如冰」的跡象。除了2014年底藉北京主辦APEC高峰會之際，兩國領導人有過1次毫無笑容的初次會面外，自2012年底安倍晉三上台以來，雙方高層迄今未曾正式互訪，藉國際場合單獨會面次數亦屈指可數，在「元首外交」已臻主流的情況下，不能不說是當前國際關係的一大異數。
前述現象與中、日彼此的矛盾絕對相關，尤其對日本而言，更是如此。
相對中國經濟持續崛起，尤其2010年與東協自貿協定生效後，2011年GDP又躍居全球第2位，於此同時，日本則深陷2006～2012年政局動盪與經濟長期停滯陰影，對於自2012年底再度執政的安倍來說，振興經濟固為當務之急，應對「中國威脅」亦須同時並進。對此，安倍雖試圖以所謂「三支箭」戰略，與破釜沉舟地加入TPP來因應經濟難題，畢竟中國自2006年以來已成其最大貿易夥伴，這也是日本近年來積極爭取與北京溝通的背景。
不過，為了求自保或累積籌碼，日本在外交與安全方面動作頻頻。尤其是在2015年，自年初與美國再度修改「防衛合作指針」，解除對日本自衛隊行動的地理限制，允許其武裝力量在全球扮演更具進攻性的角色外，9月通過《新安保法》，既標誌著正式解禁集體自衛權，防衛省旗下新機構「防衛裝備廳」在10月成立，亦暗示日本未來將更積極投入全球武器出口市場。
於此同時，日本一方面利用北韓議題，拋出不排除「也」部署薩德系統的聲音，面對中國強勢「走出去」，不僅在2015年與美國聯手邀請印度舉辦三邊聯合演習，今年更是與印度共同推動「自由走廊」以反制一帶一路，同時拋出將對東南亞國家增售軍備的計畫，背後的戰略思考不言可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雖似乎認真參與「圍堵」中國的戰略規畫，在具體作為方面卻從未曾真正「一面倒」。特別是今年初以來，無論安倍在5月表示願意積極探討加入亞投行的可能性，並派遣代表出席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抑或6月初首次表示參與一帶一路規畫的意願，又爭取7月在G20峰會期間與習近平會面，強調願意與中方加強高層交往並開展機制性交流，深化合作，甚至拋出2018年雙方領導人互訪議題等，釋出善意可謂不遺餘力。
大體來說，日本近年來對北京採取的和戰兩手策略，既屬理性，也透露出在能量消長下的某種「不得已」。相對地，正因日本在雙邊關係中略顯劣勢，北京方面宣稱習近平在G20中「應約」會見安倍，並要求日方針對歷史、台灣等問題「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絲倒退」的強勢表態，乃存在著相對合理的邏輯基礎。
無論如何，更重要的或許是，面對複雜糾葛的中日關係發展，我們除應把握「旁觀者清」的優勢外，畢竟兩者皆與台灣互動密切，甚至彼此還存有曖昧複雜的三角關係，如何掌握其中分寸，便有賴當前政府的理性作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