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興大學蕭校長在公開場合有感而發：從大陸來台的交換學生用功程度令人印象深刻，「一個學期選九門課」是很普遍的。他還認為台灣多元的教育環境會影響陸生，未來這些「台歸派」如擔任大陸領導職務，對促進兩岸和平有極大助益。
「台歸派」這個新名詞讓我回想起另一則有關的新聞：2009年七月義守大學針對大陸的交換學生，蒐集了一百多份「留台」生活的心得報告，許多內容相當有趣。
比如說，大陸學生們認為：台灣公共設施人性化、民眾人文素質佳，「公民生活方式」是華人文化圈獨有的。像是「搭電扶梯時要站在右側」、「公共場所不可大聲說話」等等，竟然是陸生自覺獲益最多、也最震撼的地方。我們或許可以預見：透過這段台灣生活的經驗，這批年輕人將能以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國家」的意義、社會的價值觀等等。至於會因此發生什麼樣的「和平演變」或者化學變化，姑且拭目以待。
不過陸生們的鬱卒也不少，他們感到最最無奈與不解的，就是很多台灣人對於大陸的認識還停留在上個世紀，認為大陸是貧窮落後的代名詞。（不知道這跟愛國影劇有沒有關係，像是《寒流》電視劇……四、五年級的朋友應該都還記得那令人寒毛直立的片頭曲：滔滔赤禍，滾滾寒流……昔日的錦繡天堂，而今魔影幢幢……）他們不止一次被問到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像是「大陸也有捷運嗎？」「有肯德基、麥當勞嗎？」；還有「在大陸，蠟筆小新是不是叫作『一個五歲智障男孩的故事』？」「Top Gun是不是翻譯成《好大一把槍》？」等等。
這是活生生的人類社群典型互動模式：誤解與交流。透過不斷的「學習─排斥─模仿─反思─找回自我─融合新舊」，文化才能不斷地日新又新。就像是西元七世紀的日本遣唐使，與十九世紀開始的中國留學潮，不論是人來學我或是我去學人，都是人類文明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篇章。
遣唐使
為什麼日本要大費周章地，由官方派出龐大使團向中國學習？因為當時的中國是東亞文化圈巍然獨一的領先者，在日本人的心中，「大唐國者，法式備訂之珍國也」。
這種負有學習任務的使團，早在唐朝以前就開始了。從西元600年起，日本向隋朝連續派出七次遣隋使。李唐代興之後，日本沿襲遣使入隋的舊制，繼續派出使團，最後一次在西元838年，總共派遣了將近二十次的官方遣唐使。
當時海上旅行的風險是很高的呢！遣唐使先在難波（大阪）登船，通過瀨戶內海，再從博多（福岡）出發，總要三十天以上。海上風濤峻險，加上平安時代日本的航海技術落後（船隻的大小與穩定性有限，每船只能裝載一百多人），除了一次全員平安之外，每次都有船隻遇難！使團出發之前必定舉行盛大儀式，船舷和桅桿上彩帶飄揚，以禳災祈福。天皇也會舉行宴會，作歌送行。侍臣們一齊合唱天皇寫的送行詩，其中一首如下，充分表現對於旅途平安的祝願：「希望你們渡大海如平地，居船上如坐床，四船聯翩，不日平安歸航！」
使團成員除了正使、副使等官員外，其他還有陰陽師、醫師、畫師、樂師、翻譯官，以及木工、鑄工、鍛工、玉工等工匠，同時還有赴唐學習的留學僧與留學生；每次總人數約在二百到五百人之間，但只有少數主要成員能夠進入首都長安。
這些留學生們後來都對日本的文化發展貢獻良多。像是創立片假名的吉備真備，創立平假名的空海和尚等。其中某些留學生的文化造詣修養高深，使他們能夠成功打入中國的文人圈子。像阿倍仲麻呂（漢名叫作晁衡）與詩人李白、王維等文壇祭酒結下深厚友誼。阿倍歸鄉時，王維還特別賦詩贈言，寫到：「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為通！」依依不捨的心情躍然紙上。後來阿倍的船隊遇險，李白以為他已遭不測，痛悼之餘寫下了〈哭晁卿行〉的名句：「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一笑而過
九世紀末遣唐使的停止，固然由於日本政府財政負擔沉重和航行旅途艱險，同時也和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國勢衰微有關。簡而言之，在最初的崇拜心理消褪之後，日本人漸漸了解：自己的國家並非事事皆不如人，像是刀劍、摺扇、蒔繪、螺鈿等工藝品製作技術都超過中國。其中「倭刀」，連中國人都讚不絕口，像北宋名臣歐陽修就有〈日本刀歌〉：「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明朝的唐順之也有「毛髮凜冽生雞皮，坐失炎蒸日方永」的句子，讚美日本刀劍銳利，寒光足以消暑。
日本的最後一次官方使團發生在十九世紀。1862年，德川幕府買下一艘英國商船，滿載日本貨物來華貿易。日本人由書上讀到的美好中國形象終於徹底破滅：他們詳敘了列強的威勢與中國的落後──上海市容骯髒、難民成群、政治腐敗、盜賊盛行。甚至孔廟變成英軍的軍營，孔子像被隨處亂丟，無人聞問。中國終於變成了可笑落後的象徵。
但二、三百年的文化輸出，還是在日本知識分子的心中，投射出了巨大的尊卑陰影。隋唐之後，雖然歷經五代南北宋的積弱不振，日本人潛意識裡還是有崇華的心理。像有一篇〈上宋太宗謝表〉就寫到：「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之封。」把中國比成天堂，日本則是蟲穴。漢文化的洗禮也養成日本人的「華夷」心態──只跟漢人王朝往來。宋亡之後，同時代的文人記載：「日本……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頗有唇亡齒寒、物傷其類的味道。
直到十六、十七世紀，在日本知識分子心目中，中國還是出聖人的國度。文人以能和東渡日本的中國文人交遊為榮，得到這些人的書畫則是殊榮，若自己有兩下子，作首漢詩送給中國文人，又能得到其唱和詩作的，更是一輩子的殊榮。當時很多人還把能不能講華語，視為有沒有教養的象徵。
就有這麼一則「一笑而過」的記載。大意是幾個學生去鎌倉遊學，向和尚問路：「行遇寺僧，問此地有聖地否？」結果這個上師耍冷，答非所問，「答云四面八方無非聖地」。於是有個叫東野的學生「慍甚，以華語嘲笑之，彼僧不解，更不作一言，一笑而過」。
十九世紀的芬蘭以能不能講瑞典語，作為文化程度高下的分野；二十世紀的我們則以英文作為國際化的代號。現在中文熱潮又席捲世界……想想民初學界主張全盤西化，甚至「漢字拉丁化」的說法──物換星移，昨非今是喲！
受比施有福
如果說遣唐使是「施」，那麼清末民初的留學熱潮就是「受」了。施不一定比受有福。
最耐人尋味的例子就是美國退還「庚款」與留美的風潮。庚款的濫觴是1901年的〈辛丑合約〉，賠款總額為四億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合計高達近十億兩白銀。
這麼大的賠償金額是典型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結果。話說談判開始之時，美國代表接到國務卿海約翰的指示，直接指定：要求「合理的」索賠金額應為兩千五百萬美元，最後美國拿到的本息大約是這個數字的二倍。在談判過程中，列強爭相開高虛報，對中國肆意勒索。到了談判完成，他們自己也免不了相互揶揄，表示所得金額遠超過實際損失與開支，「賺到了」。
大概從1905年開始，溢收庚款的情形就已經被美國媒體披露出來。駐美使臣梁誠寫信給外務部時就提到：「美國賠款收回各節，經於迭次函陳在案。茲查此項賠款，除美國商民教士應領各款外，實溢美金二千二百萬。」
對於這筆退款的用途，美國國內，特別是宗教界和教育界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具有遠見的偉大決策。1906年伊利諾大學校長艾德蒙‧詹姆斯敦促老羅斯福總統：吸引中國留學生，造就一批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領袖；「如果美國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國學生的留學潮引向美國，並不斷擴大這股潮流，那麼我們今天就可以通過在知識上和精神上對中國領袖的支配，以最精巧和最令人滿意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了……」
另一個大力遊說的是傳教士明恩溥，呼籲用庚款專門開辦和津貼在華學校與留美學生事宜。他預言說：「隨著每年大批的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夥伴。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聯繫在一起。」
於是，1907年美國正式向中國提出退還部分庚款，並在1909年成立「遊美肆業館」，這就是清華大學的前身。
除了美國外，其實英國也曾退還部分賠款。1926年初，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胡適還是「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顧問之一。這筆錢後來被用來贊助國府的水利事業與工業建設。
「庚款」的影響非常深遠，根據非正式統計，上世紀中葉，大陸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及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竟有半數以上皆為「庚款留學生」。在兩岸的近代史中，鼎鼎有名的庚款學生如梅貽琦（第一屆庚款留學生、清大第一屆校長）、胡適（第三屆考取清華學堂庚款留美官費生）、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台灣經濟推手李國鼎，以及語言學家趙元任等。
就這樣，整整一代的親美政經領導階層被庚款澆灌茁長了起來。
物換星移
台灣也曾有過這樣的機運。
如果我是九○年代的台灣領袖，我會認清：那個，當時連廁所都掃不乾淨的地方，會是下一個世紀的巨人；而攤在台灣眼前的，是千載難逢的黃金機遇。
我要把台灣變成比中國更懂中國的地方，就像現在日本人更懂《三國演義》，而埃及學的中心在巴黎一樣；我要廣收全中國的優秀學生，給他們獎學金與工作權，這樣，整整一代中國的領導者都會沾染著台灣經驗的丰采，台灣的同文同種優勢、國際接軌經驗，再加上中國市場的血肉滋養，會孕育出世界第一最大最成功的企業。
我要遍設金融法務服務中心，因勢利導台灣人的中小企業精神，深入中國每一個產業的每一個角落；我要廣開海運空運航線，高雄港會從世界第三貨櫃港衝到第一，台海兩岸會像瀨戶內海，帆檣如林，商旅輻輳……江山如此多嬌，不敢橫刀逐鹿，敢稱風流人物？
當中國的頂尖腦力與金融血液都浸淫在台灣的海洋裡的時候，怎麼還會有多少顆飛彈對準誰的問題？
在這最關鍵的二十年裡，我們，用八十萬台幣月薪供養的「王」，卻反其道而行地鎖國，一面夢囈著中國即將崩潰，一面拆拆死人的祠堂，喬喬百貨公司的股權！
閒雲潭影，物換星移，天地悠悠，江水自流。時不利兮騅已逝，不甘心的朋友或許可以學學民國寧調元的「偶倚南窗一凝睇，水光山色俱悽涼」，再沏一杯茶，放段黑膠唱片，好好緬懷一下那段逝去的，我們曾經擁有很多籌碼的美好時光。
晚囉，睡吧：「笑他滿朝朱紫貴，怎如我一枕黑甜鄉……」（元．馬致遠．〈陳摶高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