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評論】自由廣場》從「限制住居」到「限制出境」
更新時間：2018-02-23 15:36:58 /
張貼時間：2018-02-23 10: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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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來源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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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源：2018-02-23/自由時報/黃東熊/中興大學法律系講座教授
在刑事案件，保全被告，使被告於審判期日確實到庭之方法有逮捕、拘提、羈押等。其中，現在成為問題者，乃實務上，常用於代替羈押之所謂「限制出境（海）」之強制處分。原來，刑事訴訟法關於此點，並無「限制出境（海）」之明文：在明文上，僅有「限制住居」之用語，但因刑事訴訟法並不受如刑法之罪刑法定主義之支配，故得對明文上之規定做類推解釋，而使「限制住居」涵蓋「限制出境（海）」之概念，因此，於實務上，將「限制住居」類推至「限制出境（海）」，似尚屬合理。
然則，我國這一部刑事訴訟法係在民國廿四年制定。當時，不僅交通不方便，而且，又受封閉社會之影響，一旦成為刑事被告，其一舉一動，皆易受眾人之注意，故對戇直或惡性不大之刑事被告，祇要限制其不遠離其所住居之範圍，則得保全其於審判期日確實到庭，因此，乃將「限制住居」列為最低度之代替羈押之保全被告之方法。然而，今天之社會乃與民國廿四年當時之社會完全不一樣，不僅交通極度發達，欲遠走高飛，極為容易，而且，社會開放，人與人之間互不關心，因此，作為保全被告方法之一之「限制住居」，乃完全不具有任何意義，因此，實務上，將「限制住居」之概念類推到「限制出境（海）」，實屬極為自然之事。
然而，我國自民國七十年左右，開放人民出國觀光，加上經濟起飛，不僅國際貿易發達，海外投資亦增多，而且，由於眾多海外學人回國服務，促進回國學人頻繁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因此，原來認為在代替羈押之諸方法當中，侵害刑事被告人權最輕微之「限制住居」，因將其類推解釋到「限制出境（海）」之結果，變成被「限制出境（海）」之人，不僅憲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之個人基本人權被侵害，而且，連從事國際貿易，或海外投資之經濟人之企業生存、發展亦受害，而導致整個國家之經濟發展受影響；被「限制出境」之學人，更不能出國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而多多少少造成整個國家之學術發展受影響。至此地步，「限制出境（海）」已變成不僅侵害個人之出國自由，而且，亦在阻礙整個國家之企業生存、發展，及學術進步，後果實不可謂不嚴重，尤其，被告所犯之罪為輕罪之情形，對其為「限制出境（海）」之強制處分，殊可謂失之均衡，對整個國家言之，實屬得不償失。
由上述之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之變化，吾人對刑事訴訟之運作，亦應隨之而變化才行，否則，如仍以民國廿四年時之觀念來運作刑事訴訟，必與國民之法感情不相容，而造成如上所述之個人之權益與國家之利益之損害。至於有人憂慮如「限制出境（海）」之處分，亦須經法官審查後，始得為時，恐有錯失保全被告之時機之可能。然而，在不僅檢察官仍擁有拘提權，而且，警察亦有緊急逮捕權之現況，只要檢察官或警察機關與關務機關，保持緊密聯繫，此種憂慮殊屬杞憂。
因此，為保護個人人權，與社會之進步，國家之發展，關於刑事訴訟之運作，應與世推移，將「限制出境（海）」視為與傳統之「限制住居」不同層次之問題才行。因此，在刑事訴訟法來不及修法前，在實務上之運作，涉及「限制出境（海）」之問題，檢察官應將其決定，主動通知受處分之被告，並送往法官審查，以求慎重，否則，依「自然法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法理，檢察官之該決定，乃不產生任何法律上效力才行。
同時，由於根留台灣之經濟人與學人，需經常出國從事經濟活動、學術活動之關係，「限制出境（海）」實不可無限期。「限制出境（海）」既為代替羈押來保全被告之方法，則應比照羈押，須有期間之限制才行，而不能如現在實務上作法，作無限期之「限制出境（海）」，否則，依「自然法之正當程序」法理，實屬違憲。
在刑事案件，保全被告，使被告於審判期日確實到庭之方法有逮捕、拘提、羈押等。其中，現在成為問題者，乃實務上，常用於代替羈押之所謂「限制出境（海）」之強制處分。原來，刑事訴訟法關於此點，並無「限制出境（海）」之明文：在明文上，僅有「限制住居」之用語，但因刑事訴訟法並不受如刑法之罪刑法定主義之支配，故得對明文上之規定做類推解釋，而使「限制住居」涵蓋「限制出境（海）」之概念，因此，於實務上，將「限制住居」類推至「限制出境（海）」，似尚屬合理。
然則，我國這一部刑事訴訟法係在民國廿四年制定。當時，不僅交通不方便，而且，又受封閉社會之影響，一旦成為刑事被告，其一舉一動，皆易受眾人之注意，故對戇直或惡性不大之刑事被告，祇要限制其不遠離其所住居之範圍，則得保全其於審判期日確實到庭，因此，乃將「限制住居」列為最低度之代替羈押之保全被告之方法。然而，今天之社會乃與民國廿四年當時之社會完全不一樣，不僅交通極度發達，欲遠走高飛，極為容易，而且，社會開放，人與人之間互不關心，因此，作為保全被告方法之一之「限制住居」，乃完全不具有任何意義，因此，實務上，將「限制住居」之概念類推到「限制出境（海）」，實屬極為自然之事。
然而，我國自民國七十年左右，開放人民出國觀光，加上經濟起飛，不僅國際貿易發達，海外投資亦增多，而且，由於眾多海外學人回國服務，促進回國學人頻繁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因此，原來認為在代替羈押之諸方法當中，侵害刑事被告人權最輕微之「限制住居」，因將其類推解釋到「限制出境（海）」之結果，變成被「限制出境（海）」之人，不僅憲法所保障之遷徙自由之個人基本人權被侵害，而且，連從事國際貿易，或海外投資之經濟人之企業生存、發展亦受害，而導致整個國家之經濟發展受影響；被「限制出境」之學人，更不能出國參與國外學術研討會，而多多少少造成整個國家之學術發展受影響。至此地步，「限制出境（海）」已變成不僅侵害個人之出國自由，而且，亦在阻礙整個國家之企業生存、發展，及學術進步，後果實不可謂不嚴重，尤其，被告所犯之罪為輕罪之情形，對其為「限制出境（海）」之強制處分，殊可謂失之均衡，對整個國家言之，實屬得不償失。
由上述之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之變化，吾人對刑事訴訟之運作，亦應隨之而變化才行，否則，如仍以民國廿四年時之觀念來運作刑事訴訟，必與國民之法感情不相容，而造成如上所述之個人之權益與國家之利益之損害。至於有人憂慮如「限制出境（海）」之處分，亦須經法官審查後，始得為時，恐有錯失保全被告之時機之可能。然而，在不僅檢察官仍擁有拘提權，而且，警察亦有緊急逮捕權之現況，只要檢察官或警察機關與關務機關，保持緊密聯繫，此種憂慮殊屬杞憂。
因此，為保護個人人權，與社會之進步，國家之發展，關於刑事訴訟之運作，應與世推移，將「限制出境（海）」視為與傳統之「限制住居」不同層次之問題才行。因此，在刑事訴訟法來不及修法前，在實務上之運作，涉及「限制出境（海）」之問題，檢察官應將其決定，主動通知受處分之被告，並送往法官審查，以求慎重，否則，依「自然法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法理，檢察官之該決定，乃不產生任何法律上效力才行。
同時，由於根留台灣之經濟人與學人，需經常出國從事經濟活動、學術活動之關係，「限制出境（海）」實不可無限期。「限制出境（海）」既為代替羈押來保全被告之方法，則應比照羈押，須有期間之限制才行，而不能如現在實務上作法，作無限期之「限制出境（海）」，否則，依「自然法之正當程序」法理，實屬違憲。